《晁錯論》鑒賞

　　蘇軾在其人物史論中寫了大量的翻案文章，立意新穎深刻，高遠幽邃。治國之策，行事之則；愛民之心，嫉惡之恨；他人之思，自我之省，都別出新見，發人之所未見，啟人之所未思。晁錯曾提出“削藩”建議，后被漢景帝所殺。“晁錯之死，人多嘆息”，蘇軾卻翻空出奇，以獨特的視角，一家之言，闡述了晁錯受禍原因，提出了仁人君子、豪杰之士應“出身為天下犯大難，以求成功”的主張。

　　文章開篇為泛泛概說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為者，名為治平無事，而其實有不測之憂。”起句看似虛寫，實則卻在暗說漢景帝時國泰民安中隱含著的諸侯之患。接著，作者便圍繞“患”字，從“坐”、“起”兩方面進行分說。“坐觀其變”而不對禍患采取措施，那么禍患便會蔓延得無可救藥；“起而強為之”而不等待時機，則夭F也同樣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。作者說的“起而強為之”，暗指晃錯的削落。下面，文章又結止上兩句的意思。引出“仁人君子豪杰之行”的作為，以此而暗與晃錯柑比。用“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。而茍以求名者之所能也。”概寫出歷史上的失敗者、又具體落實在晁錯身上，暗含著對晃錯失敗原因的評論。這兩句堪稱全篇關鍵之處，是作者論說的中心。在此處，它還有承上啟下的妙用：“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”，上承“起而強為之”;“茍以求名者”，下啟“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”。后面，“天下治平”幾句，暗寫景帝時的“七國之亂”；“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”幾句，又虛寫七國起兵后晁錯的態度。因此，首段雖沒直接點出晃錯，但卻句句在寫晃錯。抽象中有具體，虛寫里含實寫，虛實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論述高屋建扳，又讓文章排宕開閨，具有一種滔滔的氣勢。

　　第二段，丈章在前面基礎上較而易舉地由抽象而具體，由隱而顯。由歷史的抽象概說，過渡到具體的史事論述。西漢社會諸侯的割據勢力嚴重威脅著封建的中央集權、晃錯繼賈誼之后，屢次建議景帝“削藩”。他說諸侯王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、削之，其反嘔，禍小；不削之，其反遲，禍大。”漢景帝用其策，于是出現了“七國之亂”。后來因讒言晁錯被殺，后代之人多悲嘆晃錯的盡忠而蒙害。但蘇軾這里卻一反傳統老調，認為晃錯獲罪是由于“有以取之也”，從而使文章蹊徑獨辟、不同凡響。

　　第三段，作者一方面緊扣史事，另一方面卻把筆觸拉開，先提出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唯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介的觀點。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鑿龍門、決江河和潰冒沖突來舉例論證，提出“事至而不懼”、“徐為之所”才能使大事成功，以此而暗中指責晁錯的臨危而逃。

　　第四段是全篇的主體，這一段議論變得豐富，行文也變得曲折。這一段通過有力的論說鞭辟近里地闡述了晃錯取禍的原因。“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，其為變豈足怪哉！”蘇軾認為“削藩”應該逐步進行，徐為之所”，而不應“驟削之”，驟削則必然導致“七國之亂”，這便是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”。仁人君子豪杰卻于此時挺身而出，所以能成大業，但晃錯不在此時捐身，力擋大難，擊潰七國，反而臨危而逃，“使他人任其責”，那么“天下之禍”自然便集中在晁錯身上了。文章至此。所議之事、所立之淪雖與前文相近，但觀點與史事卻逐漸由隱而顯、由暗而明。文章的氣勢也慢慢由弱而強、由平易而近洶涌。緊接著，作者又連用了兩個反問句，把文章的氣勢推向了的頂峰。“且夫發七國之難者，誰乎？”是誰引發出七國之難而又臨危而逃了選擇最安全的處所，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，這是忠義之士所憤惋之人，既使無袁盎的讒一也不會幸免十禍。這樣的結局的原因是“己欲居守，而使人主自將。”這兩個問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使文覃呈現出汪洋懲肆的特征。然而蘇軾并不就此擱筆，他用兩個條件再從反面假設晁錯，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遠廣闊。“使吳、楚反，錯以身任其危，日夜淬礪，東向而待之”，這是假設晃錯不臨危而逃；“使不至于家其君。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”，這是假設晃錯不使人主自將。那么即使有一百個袁盎也不能使晃錯獲禍。

　　最后一段，文章的氣勢漸漸平緩，在感嘆歷史之時，再一次指出臨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錯取禍的原因，從而增重了題旨的作用。

　　作者生活時代，治平已久，文恬武嬉，積貧積弱，作者思治，故此論實為有感而發。起首議論雄深渾徽，有很強的針對性。全篇文章由虛而實，由實而氣勢滔滔，由氣勢滔滔而漸漸平緩，把舒緩與緊湊有機地融為一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