杏園中棗樹

　　“人言百果中，唯棗凡且鄙，”一開始，詩人似乎只是客觀地陳述了當(dāng)時人們對棗樹的普遍看法：“在各種果樹中，唯有棗樹平凡而又低賤，原因是它樹皮裂，像凍裂的手，樹葉細(xì)小，像老鼠的耳朵。”詩人以“龜手”的丑陋，鼠耳的猥瑣來刻畫棗樹，描繪得很真實，也很形象，仿佛意在突出它的“凡”和“鄙”，引起讀者對它的厭惡。前面冠以“人言”，就顯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懷疑。

　　詩人巧妙地利用了讀者的這種模糊的感覺，為最后的急轉(zhuǎn)直下，憑空出奇作好了鋪墊。

　　“胡為不自知，生花此園里，”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遞進(jìn)和展開。詩人先以一種指斥和嘲諷的口吻批評棗樹“怎么這樣沒有自知之明，在這杏園中開花呢？”唐代科舉習(xí)俗，新中的進(jìn)士都要到杏園設(shè)宴游玩。園內(nèi)佳木云集，景色秀麗。因此詩人嘲弄它不該到此爭芳斗艷，以貽笑大方。詩人在這里抒發(fā)了自己心中憤激的感情。那些氣焰炙人的達(dá)官顯要，專橫跋扈，目中無人，外表雍容華貴，內(nèi)心卻空虛骯臟。詩人躑躅其中，不免有力單勢孤之感，同時更有對這些人的深深的蔑視。這里的嘲諷是一種清晰的反嘲。接著，詩人筆鋒一轉(zhuǎn)，又對棗樹進(jìn)行安慰：“哪里適宜人們攀折賞玩，不過也幸而免遭傷害毀壞。”詩人對棗樹孤獨寂寞不受賞識的際遇表達(dá)了自己的同情，憤激之余，借道家“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”的消極思想以自慰。

　　詩人在《云居寺孤桐》中表達(dá)了類似的思想：“直從萌芽拔，高自毫末始，四面無附枝，中心有通理。言寄立身者，孤直當(dāng)如此。”詩人后期避禍全身，大約和這種思想是有一定關(guān)系的。

　　“二月曲江頭，雜英紅旖旎；”曲江即曲江池，在長安城東南，是唐代著名的風(fēng)景游覽區(qū)，與杏園相距不遠(yuǎn)。詩人將讀者引出杏園，拓寬視野，在更大的范圍上進(jìn)行比較，以加深主題。“早春二月，曲江池畔，百樹生花，風(fēng)光旖旎，棗樹孤立其間，猶如嫫母和西施相對而立。”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為丑、美兩極的象征。詩人把棗樹置于婀娜多姿、爭芳斗艷的二月春樹的環(huán)繞中，更加襯托出了它的丑陋、卑瑣，以及它立身尷尬的情形。這是繼開頭的貶抑后的進(jìn)一步的渲染，通過鮮明的對比形成強烈的藝術(shù)效果。同時，它也引起讀者的翩翩聯(lián)想，在陽光明媚、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，一個衣衫襤褸，形容猥瑣的士子走在一群衣著華麗、神采飛揚、笑語喧騰的才子仕女中間，那是很奇特的一種場面。以上是這首詩的第一部分，它通過議論、反問、對比等手法，突出棗樹的平凡、低賤、丑陋。

　　“東風(fēng)不擇木，吹煦長未巳。眼見欲合抱，得盡生生理。”如果說此前詩人對棗樹的同情還隱約閃現(xiàn)在對棗樹的貶抑中，那么，從這里一開始，詩人就直截了當(dāng)?shù)乇磉_(dá)了自己對它的喜愛之情：“東風(fēng)卻誰也不嫌棄，不停地吹拂讓它生生不息，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樹，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。”詩人的語氣盡管十分平淡，感情色彩也很淡薄，但卻含著一種傲然自愛之氣。無論人們的鄙視，嘲弄，棗樹不會枯萎，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自然之性，它頑強地生長，在沉默和孤寂中壯大，以旺盛的生命力抗擊著與它對立的世界。

　　“君愛繞指柔，從君憐柳杞；君求悅目艷，不敢爭桃李；”這里形容溫柔婉順的媚態(tài)。在白居易的詩中，繞指柔多用于貶意，以諷刺那些茍合曲從的小人。如在《李都慰古劍》一詩有：“至寶有本性，精剛無與儔，可使寸寸折，不能繞指柔。”詩人說：“游春的人們，請你們回頭看一眼：假如你們喜愛柔順的媚態(tài)，請你們?nèi)ビ^賞柳樹杞樹，假如你們追求悅目嬌艷，那么沒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樹李樹，如果你們要制作大車，作輪軸的卻必須是棗樹的樹干。”在這里，詩人使用排比句式，語氣促迫，一改前文那種舒緩的節(jié)奏。詩人先柳杞后桃李，將人的視線引開，然后陡然一轉(zhuǎn)，如飛瀑直下，驚心動魄，點出全詩的主題。

　　既出人之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。讀者驚嘆之余，又反思前文，頓悟柔順的柳杞，嬌艷的桃李，實在是徒具外表，不足大用，而外平凡卻質(zhì)地堅密。棗樹才是真正能擔(dān)負(fù)重任的偉材。

　　與白居易的眾多詠物詩一樣，這首詩也蘊含深刻的寓意，或在感嘆身世，或在哀憐同道，或指諷權(quán)貴閥閱，或存心帝王回顧，或在演繹詩人對人生的觀察，或兼而有之。就詩歌自身的內(nèi)容來看，它主要抒發(fā)一種對人們屈沒賢材，爭逐虛名的不滿與憤慨，并勸諭執(zhí)政者能明察賢愚，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輪軸之材，肩負(fù)起治國的重任。這是一首哲理詩。棗樹平凡鄙陋，其身多刺，其貌不揚。它生在繁花似錦的杏園中，更令游春之客鄙棄。詩人的價值觀卻與眾不同，認(rèn)為棗樹雖然不如柳杞柔可繞指，不如桃李賞心悅目，但對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評。

　　這首詩在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上是十分成功的。從總的結(jié)構(gòu)上看，詩歌采用了先抑后揚、欲取先與的寫法，即所謂“卒章顯志”。這種結(jié)構(gòu)在諷諭詩中多有使用。其次是采用對比手法。全詩不僅有同物的對比，如柳杞桃李與棗樹的對比，嫫母與西施的對比，也有物與景的對比，如棗樹與杏園的秀麗、與曲江池的旖旎風(fēng)光的對比，也有自身的對比，如棗樹外貌的丑陋與內(nèi)在秀美的對比。通過對比，棗樹的形象變得更加突出鮮明，產(chǎn)生了很好的藝術(shù)效果。在語言上，這首詩除了具有平淡淺易的特色外，還具有用字精確、刻畫細(xì)致等特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