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。這首詩中的“元九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。809年（元和四年），元稹奉使去東川。白居易在長安，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（即詩題中的李十一）一同到曲江、慈恩寺春游，又到杓直家飲酒，席上憶念元稹，就寫了這首詩。

　　詩的首句，據當時參加游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《三夢記》中記作“春來無計破春愁”，照說應當是可靠的；但《白氏長慶集》中卻作“花時同醉破春愁”。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，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復推敲，多次易稿。就此詩來說，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，《白氏長慶集》所錄則是最后的定稿。詩人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修改，是因為在章法上，詩的首句是“起”，次句是“承”，第三句當是“轉”。從首句與次句的關系看，把“春來無計”改為“花時同醉”，就與“醉折花枝”句承接得更緊密，而在上下兩句中，“花”字與“醉”字重復顛倒運用，更有相映成趣之妙。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系看，“春愁”原是“憶故人”的伏筆，但如果一開頭就說“無計破春愁”，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。這樣一改動，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，再在第三句中用“忽憶”兩字陡然一轉，才見波瀾起伏之美，從而跌宕出全篇的風神。

　　這首詩的特點是，即席拈來，不事雕琢，以極其樸素、極其淺顯的語言，表達了極其深厚、極其真摯的情意。而情意的表達，主要在篇末“計程今日到梁州”一句。“計程”由上句“忽憶”來，是“憶”的深化。故人相別，居者憶念行者時，隨著憶念的深入，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。這里，詩人意念所到，深情所注，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，給人以特別真實、特別親切之感。

　　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。當他寫這首《醉憶元九》詩時，元稹正在梁州，而且寫了一首《梁州夢》：“夢君同繞曲江頭，也向慈恩院院游。亭吏呼人排去馬，忽驚身在古梁州。”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：“是夜宿漢川驛，夢與杓直、樂天同游曲江，兼入慈恩寺諸院，倏然而寤，則遞乘及階，郵吏已傳呼報曉矣。”巧的是，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。這件事，表面上有一層神秘色彩，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，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、白居易平日的友情為基礎的。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游賞勝地。而且，進士登科后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；慈恩寺塔即雁塔，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。他們兩人應當常到這兩處共同游宴。對元稹說來，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、追思昔游時，這兩處長安名勝，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，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。由于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、對長安、對舊游的朝夕憶念，他也只是如實寫來，未事渲染，而無限相思、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。其情深意真，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。

　　讀者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，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，隨筆成篇，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。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：一寫于長安，一寫于梁州；一寫居者之憶，一寫行人之思；一寫真事，一寫夢境；詩中情事卻如《本事詩》所說，“合若符契”。而且，兩詩寫于同一天，又用的是同一韻。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。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，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。